起诉书2名公诉人，出庭来了6名，读错名字的竟是个"助理"

引言

一场涉黑案庭审，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。

一名出庭的"公诉人"宣读指控证据材料，把本属他人的名字，读成了被告人杜某的名字。杜某当即反对，审判长指示"要认真宣读"。

三十秒后，同一个错误再次出现——这名"公诉人"，又读出了"杜某怎么怎么样"。

杜某再次反对：这么严重的指控，错误地加在我身上；如果是文书写错、念错，要求公诉方道歉。

起诉书2名，出庭6名

杜某随后的请求，把问题引向了更深处。

他请求法庭告知这名读错名字的"公诉人"以及其他三位"公诉人"的名字——因为起诉书上，只列了两个公诉人的名字，出庭的，却是六名。

多出来的四名，是谁？

而另一个细节，更让人费解：法庭一开始的发问环节，这六名"公诉人"，没有向十三名被告人中的任何一人，发问一个问题。

六名公诉人，面对十三名被告人，全程无人发问。这在任何一场正常的庭审里，都难以想象。

"他是个助理"

僵持中，案件休庭。审判长居中调解，出庭级别最高的部主任，向杜某解释。

杜某坚持要求那个冤枉他的"公诉人"道歉。

部主任说：他是个助理，不能代表检察院道歉；我保证类似的错误不会再发生。

——一个"变相的道歉"。

辩护人在庭外告诉部主任：理解法律行业培养新人的责任，但庭审责任重大，还是要一步一步培养；让助理去宣读证据，没有法律依据。

部主任回应：可以宣读，只是错了一点。

辩护人义正言辞：请拿出那名"公诉人"的资质和级别证书，请拿出检察长出具的指派公函！

部主任无语。

让助理宣读证据，有没有法律依据？

辩护人的这个要求，不是刁难，而是直接打在法律条文上。

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（高检发释字〔2019〕4号）第三百九十条写得清清楚楚：

"提起公诉的案件，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，支持公诉。公诉人应当由检察官担任。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检察官出庭。"

公诉人，应当由检察官担任。检察官助理，只是"协助"出庭。

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第四十三条说得更明白：检察官助理的职责，是"审查案件材料、草拟法律文书等检察辅助事务"。

而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》（高检发办字〔2017〕7号）第十条，一句话点破：

"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检察官出席法庭，但不得以人民检察院名义单独出席案件的法庭审理。"

谁能发言？三个前提

那么，检察官助理在法庭上，到底能不能发言、能说什么？

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（高检发〔2024〕5号）第（十七）条，给出了迄今最细的答案：

检察官助理"协助检察官出席法庭，**经检察长批准，高阶段的检察官助理可以在检察官就主要事实和法律问题发言后，辅助进行举证质证、补充发表出庭意见、参与法庭辩论"。

这段话里，藏着三个硬前提：

第一，得是"高阶段"的检察官助理——不是随便哪个助理都能上庭发言。

什么是"高阶段"？这有明确出处——最高检2024年7月25日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高检发办字〔2024〕145号）。这个文件第一次确立了检察官助理的"分阶段培养"：新入职的助理，练基础程序性事务；有一定经验的助理，练审查材料、草拟文书；只有"从事法律工作达到一定年限、业务能力较强、工作业绩较为突出、拟作为检察官人选的人员"，才能作为"高阶段的检察官助理"，全面参与本应由检察官亲自承担的办案事项。

而且，这个"高阶段"不是自己封的——要"由本院党组在检察官助理人数的一定比例内统筹研究确定"，还不与职级挂钩。

换句话说，能上庭发言的助理，得同时满足两条：业务上够格（年限、能力、业绩），程序上被院党组认定了。缺一条，就不够格。

第二，得"经检察长批准"——要有批准的手续。

第三，得在"检察官就主要事实和法律问题发言后"——核心的发言，得检察官自己先来，助理只能"辅助""补充""参与"。

三个前提，缺一不可。

反观本案：让一个"助理"独立宣读指控证据，既没见到"高阶段"的身份，也没见到"经检察长批准"的凭据，更颠倒了"检察官先发言"的顺序。这不是"辅助"，是"替代"。

为什么"助理"不能独立宣读？

有人可能会问：不就是读个材料吗，谁读不一样？

不一样。因为这背后，是公诉权的性质。

公诉权，是国家追诉犯罪的权力。它有"国家性"和"专属性"——只能由检察机关行使，最终落实为检察官的具体职务行为。

检察官，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，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、经人大常委会任命。这一整套资格门槛，目的只有一个：确保行使国家公诉权的人，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。

检察官助理呢？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第四十三条写得清楚，他的职责是"审查案件材料、草拟法律文书等检察辅助事务"。他是检察辅助人员，不是检察官。

让一个检察辅助人员，独立宣读证据、独立承担举证职责，实质上是让一个不具备独立行使公诉权资格的人，代行了国家公诉权。

所以，辩护人当庭要"资质和级别证书"、要"检察长出具的指派公函"，不是刁难，而是直接打在两个法定的要件上——你是不是"高阶段"助理？你有没有"经检察长批准"？拿不出这两样，就说明这场"宣读"，既无身份，也无程序。

读错名字，错在哪？

再看那个错误本身。

宣读证据材料，是举证质证的核心环节，其严肃性不亚于宣读起诉书。它直接进入法庭记录，直接影响合议庭对事实的判断。

把别人的名字，读成被告人，三十秒内错了两次。若没被当庭纠正，这个错误就可能沉淀为对被告人不利的法庭印象。

所以被告人才坚持要道歉、要求记录在案——他要的，不只是一句道歉，而是一个不会被错误污染的程序记录。

这里值得多说一句的，是被告人当庭反对的意义。

庭审不是单向的宣读，而是控辩审三方的程序博弈。被告人对宣读错误的即时反对，是他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质证权与程序异议权。审判长指示"要认真宣读"，说明错误已经成立；而三十秒后错误再次出现，说明这个"指示"没有被真正落实——要么是宣读的人根本没意识到错在哪，要么是根本不在乎。

无论是哪种，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让一个不具备独立出庭资格的人宣读证据，本身就是错的。错误可以纠正，但"让助理宣读"这个错误的前提不纠正，类似错误还会再来。

而部主任那句"他是助理、不能代表检察院道歉"，恰恰把问题引向了它最该去的地方：读错名字的，是个"助理"；而安排这个助理独立宣读证据的，是谁？

责任不在助理，在安排助理独立承担检察官职责的人。

律师点评

起诉书2名公诉人，出庭6名；读错名字的，是个"助理"；让助理宣读证据，没有法律依据。

这三件事，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：庭审，到底该由谁来指控？

法律给的答案是：检察官。公诉人，应当由检察官担任；检察官助理，只能"协助"，不得单独出席法庭审理，且须经检察长批准、须在检察官发言之后、须是高阶段助理。

再看那个最扎眼的细节——六名"公诉人"，面对十三名被告人，无一人发问。

发问，是公诉人当庭证明犯罪事实的基本方式。六个人，一个问题都不问，只能说明：这六个人里，真正熟悉案情、能够独立承担指控职责的，可能没几个。出庭支持公诉，在某些场合，正在变成"走过场"。

而"走过场"最危险的地方在于：当实质的指控职责被层层转嫁，当宣读证据这样的核心环节交到一个经验不足的助理手里，错误就不可避免地发生——三十秒内两次读错名字，不是偶然，是这种安排的必然。

让一个经验不足的助理，独立宣读证据、独立承担指控职责，然后读错了名字，再用"他是助理、不能代表检察院道歉"来推脱——这不是培养新人，是把检察官的法定职责，转嫁给了不该承担的人。

辩护人要"资质和级别证书"、要"检察长出具的指派公函"，要的不是两张纸，而是程序本身的合法性——这场指控，到底是不是由有资格的人在推动。

庭审的尊严，建立在每一个出庭人员都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规范行事的基础上。让该出庭的人出庭，让该发言的人发言，让该负责的人负责。

一个连宣读证据都要靠"助理"、连名字都能读错的庭审，让人如何相信，它能够公正地认定一个有罪与否的事实？

程序的每一个细节，都是公正的注脚。而一个读错了名字的"公诉人"，恰恰是这场庭审最刺眼的一笔。

李松奎，执业20余年，河南致义律师事务所主任，专注刑事辩护（涉黑案件、敲诈勒索、职务犯罪、经济犯罪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