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不能曲解法律——关于一场排非战

引言：一把断线钳，剪开了什么

手铐戴久了，会怎样？

钥匙插进锁孔，却纹丝不动——因为铐齿已经死死咬进皮肉，紧到钥匙无法转动分毫。办案人员束手无策，最后拨打了119。消防员到场，用断线钳，剪断手铐。

这不是电影桥段，而是一起涉黑案辩护律师在会见时，从当事人那里听到的真实细节。

当事人杜某2025年1月被刑事拘留，此前经历了长达136天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。辩护人会见时，问起那段日子的生活：每天怎么过、见什么人、怎么接受讯问、有没有不公待遇、有没有刑讯逼供。杜某说，骂得难听，但没有直接打他。只是有一件事：从被抓那天起就一直戴着手铐，一个多月，手铐陷进肉里。他求过保安很多次，没人理睬。等他强烈要求松开一点时，钥匙已经打不开了。

于是有了那把119的断线钳。

这个细节，成了整场排非战的起点。而119，一定有记录。有了记录，排非才有线索和依据；否则，排非程序可能根本无法说服法官启动。

一场无法公开的证据之战

为了拿到119的记录，辩护人展开了一场持久的、无法公开的斗争。

最终，从法庭手里，辩护人拿到了两样东西：办理该案的侦查人员对两名消防员的出警询问笔录，以及两张照片。

询问笔录的内容，可想而知是有利于侦查人员的。但照片不会说谎——它足以证明嫌疑人被戴手铐的事实。

带着这份证据，辩护人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。被告人自己也提出了排非申请。

两次庭前会议：控方的三重抗辩

第二次庭前会议，公诉方给出了三重抗辩：指定监视居住合法；指居期间为防止自杀逃跑而戴手铐，合法；指居136天后转刑事拘留、送看守所前体检，身上没有伤，所以都合法。

辩护人要求出示指居期间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——被告人此刻就在庭前会议现场，录音录像有没有、合法不合法，一放便知。

公诉方说：没有必要播放。

辩护人随即请求法庭调取119消防员的出警记录。第二次庭前会议，就此结束。

两个月后，正式开庭前一天，第三次庭前会议召开。两名侦查人员出庭，接受辩护人询问。两名主办警官明确表示：知道涉黑案件讯问应当同步录音录像，但指居期间"客观情况"找不到录音录像；指居结束进了看守所，看守所不让带执法记录仪，也没有录像。

警官退场后，公诉人给出了口供没有录像的完整理由：本案2024年9月9日抓捕立案的案由是寻衅滋事案，不属于必须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；涉黑案是2025年7月28日才立的案，此时嫌疑人都在看守所，看守所不让带执法记录仪进入。所以，全程没有录音录像，无法提供。

法律分析："案由"，能不能规避录音录像义务？

这是整场排非战最要害的问题。答案，写在法律条文里。

第一，涉黑案件必须录音录像，这是强制性义务，判断标准是案件性质，不是立案案由。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："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、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，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。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，保持完整性。"

公安部《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》（公通字〔2014〕33号）第四条，把这句话说得更明白，其第（三）项赫然列明："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，包括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，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，包庇、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案件"，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。

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（公安部令第159号）第二百零八条同样明确："其他重大犯罪案件"，是指致人重伤、死亡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、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，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、严重毒品犯罪等重大故意犯罪案件。

请注意这三处规范的共同点：判断"应当录音录像"的标准，是案件的性质——是不是涉黑案件、是不是重大犯罪案件。没有一条写着"以立案案由为准"。法律从来没有给"先以寻衅滋事立案、再升格涉黑"留下规避录音录像的空间。

第二，实质上是涉黑案件在办，还是寻衅滋事案在办，事实自会说话。

在案文书清楚记载：2014年1月，省公安厅就将黑恶势力线索指定某市公安局排查；2024年7月，指定该市公安局管辖；2024年8月，指定某区分局办理；2024年9月9日开始全面抓捕。

而到了2025年5月，专案组两次在嫌疑人居住、工作的区域，广泛张贴征集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资料的公告，公告下方，是被抓的十余名嫌疑人的大头照。

公诉人说涉黑案2025年7月28日才立案。那么，2025年5月就公开征集黑恶资料、张贴嫌疑人大头照的专案组，是在以什么案件办案？一个以寻衅滋事立案的案件，专案组凭什么张贴"征集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资料"的公告？答案不言自明——专案组一直在以涉黑案件办理，只是立案案由这个"帽子"，被刻意按在了寻衅滋事上。

第三，"看守所不让带执法记录仪"，同样不能成立。

公通字〔2014〕33号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，前款规定的"讯问"，既包括在执法办案场所进行的讯问，也包括对不需要拘留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地点或者其住处进行的讯问，以及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的讯问。

录音录像的义务，不因讯问地点的改变而免除。反过来讲，"看守所不让带执法记录仪"这句话本身，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：录音录像的缺失，无法给出任何合法的解释。

第四，涉黑罪是货真价实的"重大犯罪"。

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："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，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没收财产。"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这样的案件若还不算"重大犯罪案件"，就没有什么案件算得上了。

制度反思：排非制度的初衷，到底为了什么

把镜头拉远，这场排非战的价值，远不止一个案子。

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衷，写在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六条里："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……应当予以排除。"配套的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发〔2017〕15号）第十一条进一步要求，录音录像"应当不间断进行，保持完整性，不得选择性地录制，不得剪接、删改"。

这些条文指向的是同一个朴素的道理：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。刑讯逼供拿到的口供，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把人屈打成招；只有让取证程序本身合法、规范、可回放，供述的真实性才有可靠的根基。

而"案由"规避，恰恰是这个制度最大的敌人之一。如果允许以"立案案由"来决定要不要录音录像，那么任何一个涉黑案件，都可以先以寻衅滋事、故意伤害等轻罪立案，把人抓起来、把口供取完，再"升格"为涉黑——全程不录音、不录像，回头一句"当时案由不是涉黑"，就把录音录像的强制性义务绕了过去。这样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，就被架空了。

录音录像，本是为了锁住讯问现场的真相；非法证据排除，本是为了守住取证的底线。当侦查人员明知应当录音录像却"找不到"，当公诉人以"案由"来解释缺失，受损的不仅是杜某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刑事司法赖以运转的程序根基。

律师点评：我们不能曲解法律

这场排非战，辩护人从一把断线钳开始，追到119的记录，追到两张照片，追到两次庭前会议，最后把"案由"这个遮遮掩掩的问题，摊开在了法律条文面前。

法律是什么，就是什么。

涉黑案件应当录音录像，是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、公通字〔2014〕33号第四条、公安部令第159号第二百零八条白纸黑字写着的，不以立案案由为转移，不以"看守所不让带"为借口，不以"客观原因找不到"为托词。

被告人被戴了一个多月手铐，紧到钥匙无法打开，紧到要请消防员用断线钳剪断——这不是"防止自杀逃跑"的合法措施，这是变相刑讯，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铲除的对象。

辩护人第一轮辩护的开篇只有一句话：我们需要公开的审判，我们不能曲解法律的来源。

这句话，是这场排非战的全部意义。

李松奎，执业20余年，河南致义律师事务所主任，专注刑事辩护（涉黑案件、敲诈勒索、职务犯罪、经济犯罪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