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场涉黑案庭审：16分钟，8个人

引言

一场涉黑案的庭审，进入质证环节，出现了一个我多年执业中几乎不敢相信的细节。

控方指控在案被告人的主要依据，是同一名证人的八份辨认笔录。而这八份辨认笔录，是在十六分钟内完成的——平均每两分钟，指认一个人。

十六分钟，辨认八个人。这八份笔录，撑起了整个指控。

控方变更了起诉书，却不愿说依据

事情要从更早说起。

起诉之后，控方对起诉书做过一次变更：除了纠正指控中罪名计算上的错误，还涉及对一起寻衅滋事案指控被告人的调整——去掉了三个被告人，增加了两个。

变更起诉，本身是法律允许的。按照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的规定，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，发现被告人的真实身份或者犯罪事实与起诉书中叙述的不符，或者罪名、适用法律与起诉书不一致的，可以变更起诉。

但请注意这条规则的前提：变更起诉，是因为"犯罪事实与起诉书不符"，是因为事实、证据发生了变化。换句话说，变更起诉的依据，恰恰应当是事实和证据本身。

那么，控方这次把三个被告人去掉、把两个被告人加上，依据是什么？是哪份证据，让这三个人"洗清"了，又让那两个人"卷进来"了？

法庭调查环节，辩护人向法庭申请：控方能否说明这次变更的理由和依据？

控方不予回应。

辩护人追问，法庭要求控方作出说明。控方依然沉默。

变更了指控，却不愿意说为什么。这已经让人隐隐不安。而真正的问题，在质证环节才浮出水面。

十六分钟，八个人

质证环节，辩护人发现：控方指控在案被告人的主要依据，是八份辨认笔录。而这八份辨认笔录，出自同一位证人，总耗时十六分钟。

平均每两分钟，完成一次辨认，做出一份笔录。

按照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（公安部令第159号）第二百五十九条、第二百六十条，一次规范的照片辨认，至少应当完成这些动作：

辨认应当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，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；辨认对象应当混杂在特征相类似的其他对象中，照片不得少于十张；辨认前不得向辨认人展示辨认对象，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；辨认之后，还要制作辨认笔录，由侦查人员、辨认人、见证人签名。

换句话说，一次辨认，是这样一个流程：侦查人员到场主持，拿出至少十张混杂的照片，让辨认人逐张仔细看，辨认人回忆、比对、作出指认或说明，然后把这个过程写成笔录，三个人签字。

这一整套流程，两分钟之内走完——几乎不可能。

要么，是照片根本没看仔细；要么，是混杂根本没那么回事；要么，是笔录根本没认真做。

速度的异常，本身就是最直接的质疑。辩护人当庭对这八份辨认笔录的真实性、合法性提出质疑，并指出：控方正是在这八份辨认笔录的基础上，对被告人作出的调整。

法庭要求控方说明。控方依然不予回应。

光头、魁梧，和一个已经死去的人

更大的问题，出现在另一名被告人身上。

这名被告人一直认为，自己是被"凑数"才成了被告。原因听起来有些荒诞，却又真实得可怕：他是光头，身材魁梧，与本案第二位组织领导者关系不错。但关键在于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同样与第二位组织领导者关系不错，外形也相似——遗憾的是，那个人已经死了。

一个光头、魁梧的在世者，和一个同样光头、魁梧的已亡者。证人记忆里的那个人，究竟是哪一个？

这里有一个辨认制度里最深的难题。法律规定辨认要"混杂在特征相类似的其他对象中"，恰恰是为了防止一种情形：被辨认的人特征太突出，成了队列里"鹤立鸡群"的那一个，证人的指认，就不再是记忆的辨认，而是特征本身的提示。

而当证人记忆里真正的那个人已经死去、永远不可能出现在辨认队列里时，一个外形相似的在世者，就极易被"对号入座"。证人辨认的，其实不是"这个人"，而是"一个像那个人的人"。

这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，对在案证据中对他的辨认，提出了同样的质疑：证人对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人，能否辨认清楚？

人类的记忆，不是录像回放。时间越久，记忆越模糊，越容易被暗示、被重构。让一个人辨认十几年前见过的人，除非有特别深刻的记忆烙印，否则结论的可靠性，本就存疑。

这不是危言耸听。在世界范围内，错误辨认是导致刑事错案的最常见原因之一。那些后来被无罪平反的错案里，相当一部分，最初都有一份言之凿凿的辨认笔录——证人"亲眼所见"，法庭采信了，于是罪名成立。直到多年以后，真相才姗姗来迟。

正因为辨认既容易被相信，又极其容易出错，法律才给它设定了那么严格的程序条件。混杂、数量、不得暗示、个别进行——每一条，都是为了给记忆的不可靠，上一道保险。

律师视角：法律怎么规定辨认

这些问题，法律其实都有答案。

辨认的程序要求，前面已经说到——侦查人员主持、不少于二人、混杂辨认、照片不少于十张、不得事前展示、不得暗示、个别进行、见证人签名。

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21〕1号）第一百零五条，把违反这些程序的后果，说得更重：

辨认笔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——辨认不是在调查人员、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的；辨认前使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的；辨认活动没有个别进行的；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，或者供辨认的对象数量不符合规定的；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；违反有关规定，不能确定辨认笔录真实性的其他情形。

请注意这个表述："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。"

这是强制性排除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一旦辨认笔录落入这六种情形之一，它连作为证据的资格都没有，遑论作为指控的"主要依据"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辨认笔录即使程序合规，其证明力也天然有限。辨认笔录本质上属于"识别性证据"——它只能证明"证人认出了某个人"，而不能独立证明"这个人实施了犯罪"。识别性证据的正确率，受到时间久远、记忆衰退、外貌相似、暗示诱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。正因如此，辨认结论原则上需要物证、书证、客观性证据的印证，孤立的辨认笔录，不足以支撑定罪。

而当八份辨认笔录，成为一个涉黑案指控的"主要依据"时，案件的事实认定，就建立在一个异常脆弱的证据基础之上。

律师点评

一场涉黑案的庭审，暴露出的问题，比想象的更深。

控方变更了起诉书，却不愿说明依据；十六分钟辨认八个人，却不愿回应质疑；一个光头、魁梧的男人，可能只是因为像另一个已经死去的人，就成了被告。

变更起诉，依据应当是事实和证据；辨认，依据应当是规范和可靠。而这两样东西，恰恰是这场庭审里最缺失的。

十六分钟八份辨认笔录，如果程序合规，那是一个奇迹；如果程序不合规，那它连作为证据的资格都没有。而控方对变更依据、对辨认质疑的沉默，本身就是一个答案。

那个光头、魁梧的被告人，让我想起一个朴素的事实：辨认的对象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；辨认的结论，关乎这个人的自由，乃至他的一生。

法律为辨认设定了条件，为辨认笔录设定了排除规则。这是制度为守住公正画下的线。而这条线能不能守住，取决于办案机关对程序的敬畏，也取决于每一个辩护人对细节的较真。

十六分钟，八个人。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，本身就说明了一切。

李松奎，执业20余年，河南致义律师事务所主任，专注刑事辩护（涉黑案件、敲诈勒索、职务犯罪、经济犯罪）。